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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背后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1-06-24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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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长时间无响应,请刷新本页面作者:李墨波阅读《盛宴》是一个不断收获惊喜的过程。

   我一次次猜测小说的主旨,然后一次次被否定。

   当看到讲述者奋力进入高档小区并和家境优越的黎先生一家成为朋友时,我以为小说会书写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碰撞,然而并没有,大家相处融洽,其乐融融;当我看到他们因子女而产生交集,我以为小说会讲述一个类似罗曼·波兰斯基的《杀戮》的故事,优雅的父母们最终因为孩子的冲突而撕破面皮歇斯底里,然而并没有,孩子们友情增进,大人们也依然优雅;当我看到黎先生讲述和黎太太的爱情故事,并开始不愿示人的文学创作时,我以为甜美的背后必有隐情,所掩盖的陈年秘密将会揭开,然而并没有,黎先生忽然又扔掉他的文学爱好,就像他突兀的开始;当我看到精英们聚集于黎家客厅,我期待看到众人的虚伪以及伪装终被撕下,然而并没有,大家并不曾有罅隙;当看到宋蒺藜出现时,我想就是他了,他将构建起整部小说的冲突,冲入这繁花似锦的盛宴,掀翻桌子,制造出一地狼藉,或者备受歧视,沦为被抛弃的“盖茨比”,然而并没有,他和黎太太的感情刚刚抬头,就无疾而终,淡出了小说视野。 《盛宴》程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各种关于小说的“阴暗”猜测一一落空了,看起来似乎是在以“小人之心”来揣度这部小说。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林小茉闯入黎明睿的婚姻,打破了沁芳小区的优雅和静谧,使那个看上去无比完满的家庭猝不及防地解体。 林小茉是搅局者,她的出现结束了黎家的盛宴,从而印证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

   《盛宴》优雅地避开了那些陈旧的故事套路,营造出自己的一番盛景,开辟出小说的新境界。 作家回避掉处理同类题材常见的路径,选择了这一群体几乎是最为美好的面向,写出了它的繁花和盛宴,以及凋谢和落幕。

   小说并没有构建过于激烈的冲突,而选择讲述一个有些淡泊的故事,最终落脚在一个情字,赋予作品一种不动声色的优雅,由此抒发事物衰败而带来的伤感。 正如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都会破碎和凋落,花谢和玉碎是人生无法逃避的伤痛。 《盛宴》像作家极尽细致打磨的一只玉器,最终以破碎收场。 这玉碎声却不是铿然作响,令人心惊,而是如夜晚中一朵花悄然凋谢。

   于是我明白了小说的内在逻辑,它更多的不是想指向某种社会问题,或者撕开表面展示病痛,无论是黎明睿还是林小茉,作者都是予以包容地书写。 小说并不想批评谁,而是想表达一种情感,完成基于自身情感经验的诗性表达。 盛宴和散场,玉成和玉碎,花开和花谢,月圆和月缺。 小说采用古典的“聚-散”的结构,所指向的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生成和陨灭,书写一段罗曼蒂克消亡史,写出了一种黛玉葬花般的哀伤,这种感伤超出了具体的时空范围,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美学意义。

   小说在主干上,又生长出很多枝蔓,触及到不同人的生活。

   大故事里面套着小故事,不仅能看到黎明睿夫妇的出身和前史,也可以看清楚宴席上的每一个人。

   枝蔓足够多,使得我们得以管窥一个群体的生活。

   宴席上的客人构成多元:他们或有优越的家庭背景,或通过教育实现飞跃,或通过婚姻改变命运。

   他们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维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品质,也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品位修养,同时追崇西化的审美趣味。

   他们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渐丰满之后,也在对社会进行着文化输出,带动并影响其他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尚。 但与此同时,锦衣玉食的他们也无法完全摆脱生活的一地鸡毛,面临着各自的精神危机。

   透过小说,我们看到这一群体中许多人在物质上同西方文明接轨,但在精神世界则依然同故乡和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他们的精神危机也带有强烈的中国式烙印——亲人的离去、配偶的不忠,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精神危机,家庭的破碎往往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破产。 黎先生一家以及他们的朋友,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心理焦虑和精神虚无。 黎明睿曾经尝试学习写作,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对抗精神虚无的一种努力。 而对于朱莹莹来说,作为一个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家庭是她全部的精神寄托和信仰,也带给她安全感。

   为了这份安全感,她需要让渡一些自由和权利。 然而,母亲的去世、丈夫的出轨,都加剧了她的精神危机,她最终选择了出走。

   出走之后的生活,也许奔波辛苦,但或许能实现精神上的新生。

   “成功人士”的生活也自有其不同的面向:有维持现状的疲惫,也有应对内卷的焦虑,有人性深处的虚荣和虚伪,也有精神无依的空虚和幻灭。

   然而作家在《盛宴》中并没有更多地触及这些话题,只是点到为止,选择以一个局内人的主观视角讲述,让小说保持着一种距离感。 这样的距离感,有助于小说的美学表达,而牺牲掉的也许是对社会和人性更为深刻的洞察。

   虽然描写了沁芳小区的优渥生活,但小说适可而止,没有陷入对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的迷恋和赞美。

   这也是处理类似题材应该警惕的,物质优越并不能同精神优越划等号,事实上,在当今中国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冲突和错位。 这种建立在物质和消费基础上的精神生活,对个人主体性造成的伤害,也许正是其精神危机的根源。

   真正的精神优越应该能够对抗物质的异化,而不迷失在绚烂旖旎的消费风景中。 (李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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